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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lay 政法委余刚被双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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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大通湖区第一中学的官网上，还有记录著名校友的“桃李芬芳”专栏，余刚作为“中央首长的得力助手”也在专栏里出现。该段文字中提到的“中央首长”已于2012年11月退休。

　　在大通湖区第一中学的网站上，有名为“峥嵘岁月”的校史展。其中一节写道：1987年，余刚作为该校的文科状元，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。

　　洞庭湖北隅，是一片良田沃土，在这里，坐落着一个大型国营农场——湖南益阳大通湖农场。

　　60多年里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来到这里，在此处扎根，种田、畜牧、打渔，他们自给自足，生活平静。

　　从湖南汉寿来的余家是迁入农场的其中一户人家。1968年，余家的三儿子余刚在此出生。

　　1987年，19岁的余刚考上北京的大学，毕业后进入中央机关工作，成为农场所有人的骄傲。

　　又过了一些年，在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工作的余刚成为一位中央领导的秘书，此后一路相随。

　　整整27年后，余刚46岁的时候，他出现在中央纪委的通报名单里。

　　2014年7月2日，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一则通报打破了农场的宁静：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。

　　通报称，经查，余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收受巨额贿赂；与他人通奸。

　　余刚的三叔余则运听说了这个消息，显得十分痛苦，十多年前，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儿子，如今，侄子也深陷囹圄。

　　余刚的二叔的女儿、堂姐余辉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却是“高兴”。

　　她告诉记者，自从去年12月听说余刚被调查以来，她一直担心再也无法听到弟弟的消息。

　　军人家的孩子

　　大通湖农场成立于1951年。

　　当年4月，大通湖特区人民政府成立，与蓄洪垦殖管理处合署办公。1952年1月，大通湖农场升格，与特区政府、管理处形成政、事、企三位一体的联合组织，直属湖北省政府领导。

　　其后，大通湖农场沿革不断，归属调整频繁。

　　2000年10月，在原大通湖、北洲子、金盆、千山红四个国营农场和南湾湖军垦农场及大通湖渔场的基础上，撤场建镇设区，大通湖区由此成立，由湖南省益阳市直管。

　　大通湖农场建成后，首批迁居来此的是一批退伍军人家庭。余刚家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余刚的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大，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他曾参加抗美援朝，是个威严的老军人，性子火爆，对儿女十分严厉。余辉笑称自己的大伯甚至有“军阀作风”，对孩子就是“打呀”，就连最老实的余刚，也没少挨父亲的打。

　　退伍后，余刚的父亲成为了不折不扣的“农民”。早些年，余刚父亲的工作是赶马车，驮运猪饲料，随着农场生产技术提高，马车逐渐被淘汰，余刚一家人便被调到大通湖农场四分场的畜牧队喂猪。

　　当年，大通湖农场有5个分场，每个场里有畜牧队、副业队、机耕队等不同的分队，余家在当时属于四分场五分队。

　　余刚一家六口人，除父母之外，他还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妹妹。这一家人要养一百多头猪，尽管父母勤俭持家，家里条件依旧很贫困。家里还要供四个儿女读书，压力更大。

　　余辉向记者回忆道，要养活四个儿女，光靠养猪还不够，需要自己种些粮食。见这一家人忙不过来。余刚的叔叔婶婶们便喊上自家的邻居、厂里的同事，专门去余家帮忙插秧。大家还会带上买好的菜，给余家送去。

　　在邻居的眼里，余刚的母亲是个贤惠、温和、好客的人。

　　一位柴姓村民也向记者回忆，当年，大家在田头劳作、喂猪，累了，就在余刚家门前休息，余刚母亲会烧茶，为乡亲们解暑。聚在一起唠嗑喝茶，也是当时大家工作期间的一件乐事。

　　余刚成为整个家族的骄傲之后，余刚的母亲依旧很低调。“他妈妈从不向外界说什么，也不炫耀自己的儿子。”余辉告诉记者。每当邻居们称赞余刚母亲有个优秀的儿子，她总是回答：“是党教育得好，我就是生了他。”

　　在余辉看来，余刚从小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对父母，对叔叔婶婶都很孝顺，深得长辈们的喜欢。

　　从小看着余刚长大的邻居张汉东回忆着当时的少年：“余刚年轻的时候，长相很幼稚，像小孩儿一样，呆呆的，总是笑眯眯，见到长辈就会问好，讨人喜欢。他长得像他爸爸，现在四十多岁了，还是当年那个样子。”

　　非人大不上

　　在张汉东的印象里，余刚从小勤奋念书，成绩优秀，“他从不问家里要什么，只要能够有书念，就够了。”而这也是大家对余刚最深刻的印象。

　　余辉告诉记者，余刚不爱干农活。因皮肤敏感，余刚在田里接触到草，身上便会起疙瘩，痒得难受，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不干活的理由。

　　余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学习。周末时没课，父亲喊余刚下田、进猪圈干活，“他下田没多久，就跑回家里，抱着书读，”余辉回忆说。

　　余刚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农场附近的小学念的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高中升上大通湖区第一中学。

　　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，是大通湖区一中的辉煌时期，该校有不少学生考入北大、清华、人大等高校读书。如今，由于师资待遇跟不上，教师们纷纷离开学校，这所中学的光环渐渐暗淡下去。

　　1984年，余刚进入一中就读。在高中的三年里，余刚读书的狠劲儿更大了。

　　一位在高一与余刚同班的同学对记者说，学校一般在晚上9点半下晚自习，同学们都准时收拾书包回家睡觉。深夜的教室里只剩下余刚一个人。他点着蜡烛，在灰暗的烛光下继续学习，直到深夜12点才回宿舍睡觉。

　　这一年，余刚也因学习成绩优异，性格颇受同学欢迎，连续多次被同学们和老师选为班长。

　　在同学的眼中，余刚不是个有架子的班长，反而低调、脾气好，看到同学调皮捣蛋，他会站出来和气地“批评”道：“你不要闹了！”。

　　高二文理分班时，余刚选择了文科。曾在余刚高二时教过他的老师李成英向记者回忆，分班后，余刚也几乎次次拿下考试第一名。

　　时隔近30年，李成英已经退休。在他的心中，余刚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各方面都很优秀，性格内向，不大和人交往，待人也很和气，低调，从不张扬自己的成绩。

　　当年的大通湖一中副校长陈守凡教过余刚高三的语文课程。在他印象中，当年的余刚是个勤奋好学、很有定力、很刻苦、有志向的典型好学生。

　　当时的一件小事深深刻在陈守凡的脑海里。一次，教室外有舞队敲锣打鼓，十分热闹，同学们都跑出教室看表演，唯有余刚一个人旁若无人地继续学习。“他学习他的，外面敲锣打鼓，他不去。”陈守凡回忆道。

　　在高三时，余刚喊出了“豪言壮语”：“我非人大不去！”“我复读我也要考人大！”1987年，高考成绩公布，余刚成为学校里的状元，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——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系。这个结果，也在老师同学们的意料之中。

　　余刚考上人大后，当时的教导主任要余刚对着录音机，录下自己学习的经验和自己的志向，之后的学弟、学妹们即使无法“目染”学长的风采，也要让他们“耳濡”一番。

　　国务院小余

　　1987年到1991年，这是余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四年。

　　这年9月，人大法学院招了两个班的本科新生，一个是经济法专业，一个是法学专业，余刚，就是法学班上的一员。

　　“他那时也算是系里的才子了，好像还听说是他们当地的高考状元……”提起余刚，一位来自人大87级经济法专业的校友这样向记者描述。

　　据他透露，大学前两年，两个班经常一起上公共课，住宿也是一幢楼的楼上楼下，大家自然比较熟络。在高分考生云集的人大，余刚不是班干部，也不算很张扬，反倒是能给人留下一种“湖南人就是很聪明”的印象。

　　大学毕业后，余刚和他的大学同学，尤其是留在北京的，也时常小聚。“他似乎还是个热心肠。”这位校友表示，曾经也有同学找余刚帮忙，一般情况下，他都会出手相助。

　　据李成英回忆，1991年从人民大学毕业之后，余刚面临两个工作分配的选择，一个是去铁道部下面的法律机构，另一个是国务院法制局。

　　国务院法制局于1986年成立，由原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和国务院经济法规中心合并，属于国务院的直属机构，全面负责国务院的法制行政工作。

　　李成英很关心余刚毕业后的去向。他说，“当时，余刚的第一志愿是铁道部，我提出自己的建议：去铁道部的下属机构，对将来的发展不及去国务院这类中央机关作用大。”

　　最后，余刚听从了李成英的建议，选择了国务院法制局。

　　工作不久的余刚还是会和老师们聊起工作的事情。余刚曾告诉李成英，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期间，他经常跟着领导去各地视察。

　　有一次，时任国务院法制局局长还委托余刚代表他去云南开会，要他“只听不表态”，回来再向局长汇报工作。

　　在老师们看来，这也代表了领导对他的信任。

　　陈守凡也回忆起余刚当年亲口讲的一个小故事。当年，余刚曾出差到河南郑州，河南省委一个领导在郑州请他吃了饭。在吃饭的时候，领导还给余刚劝酒：“小余啊，喝酒啊！”不过，那时才工作不久的余刚还不会喝酒。

　　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了几年后，余刚调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。

　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具体分工，秘书三局主要负责办理教科文卫、政法民政等社会事业的文电、会务、督查，以及联系全国人大、全国政协和军队等方面的工作。

　　2001至2002年间，余刚也曾在广东江门下辖县级市鹤山市挂职副市长。之后，余刚回到中央。

　　据余刚多位亲友回忆，大约从2005年起，他开始担任一位已退休的中央领导秘书，直到被调查。

　　这五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：他们均担任过上述已退休中央领导不同时期的秘书，因而也被媒体称为“秘书五人组”。

　　细伢子变了

　　1998年的一天，陈守凡去北京，余刚请他在国务院门外的一个湘菜馆吃饭聊天。那时候，陈守凡也觉得余刚还是那个“细伢子(小孩子)”，如当年勤奋刻苦的学生一般没有变化。

　　但9年后，李成英却有了和陈守凡不一样的感觉——那个曾经懂礼貌、尊重长辈的好学生已经变了。

　　2007年，余刚已是已退休中央领导的秘书。这一年，李成英去北京旅游，心里还记挂着经的学生，问到余刚的号码就给他打了过去。

　　电话那头，余刚对李成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？”李成英理解余刚的惊讶，“毕竟他的身份特殊，一般人没法获得他的联系方式”，但同时，这句话也伤了他的心。

　　李成英听说，镇上一位科级干部曾去北京拜访余刚，余热情地接待了他，自己是余曾经的老师，却只换来了这么个问句。“算了，打了这个电话我就把你电话销了。” 李成英有些生气。电话那头，余刚没有任何回答，两人便挂了电话。

　　李成英不忍心删掉余刚的电话。

　　李成英说，在北京的7天里，他一直在等着余刚打来，想着自己的学生会来跟自己解释原因。但直到李成英离开北京，余刚都没有任何表示。临走前，李成英给余刚发了条短信：“我来北京一趟也不容易，今后我们还要见面也很难了……”余刚依旧任何没有回复。

　　李成英说，这趟北京之行，让他的心凉了。20年前，他把让自己引以为傲的优秀学生介绍给人民大学的朋友。20年后，余刚连他的短信也不回复。“我感觉到，余刚已经变了。” 李成英说。从此之后，李成英与余刚再也没有联系。

　　同在2007年，余辉想找余刚帮个忙，也遭到了拒绝。

　　余辉告诉记者，2007年，余辉的外甥高考成绩不理想，但想去北京念大学，为了帮外甥，余辉去了趟北京。

　　余辉打电话给余刚，想约堂弟出来吃个饭。电话那头，余刚说没时间见面。当时余辉觉着堂弟连自己也不愿意见，挂上电话后就哭了。余辉决定第二天就回家。在回去前，余刚给堂姐回过来了电话，他说：“大姐你来了很不容易，我抽个时间陪你吃顿饭。”吃饭时，余辉提到帮外甥的事情，余刚立即拒绝，说“不可能”。回家之后，余辉选择理解弟弟，“他在外面不容易，我们家里人不能影响他。”

　　亲友们没见过余刚妻子

　　做了“首长秘书”之后，余刚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余刚的家人、邻居、同学和老师都表示，甚至过年过节也很少见他。

　　对于余刚的工作，家里人也从未知道一点信息。大家知道的，只有给某位领导做秘书，这个工作很重要，也有很多机密。一个令人有些疑惑的细节是，余刚的多位亲友和邻居们都表示，不知道余刚的妻子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何时结的婚。

　　7月2日，中央纪委公布余刚被“双开”的消息后，余刚的亲友都不愿接受这个事实。

　　“走到这一步，他真的不容易。他就是这样毁掉了一生。”7月13日上午，谈起堂弟，余辉几度落泪，哽咽无法言语。

　　余刚的父亲已经去世。余辉说，消息公布后，家里人一直不敢把余刚被“双开”的消息告诉他70岁的母亲，“担心身体本就不好的老人受不住如此大的刺激。但一个邻居不小心在老人面前说漏了嘴，老人知道了”。

　　从7月2日那天起，“余刚”，成了这家人最怕提及的两个字。相比于家人，曾经教过余刚的老师们评价更为冷静一些。

　　“不容易啊，从我们这么个小地方走出去，他还是算比较成功的，但是他没有把握好自己。”总结余刚的经历，李成英感慨道。感慨之后，李成英分析认为余刚走到这个地步，主要是因为自己个人的原因，“中央纪委已经立案了，说明他肯定是收受了贿赂。”在李成英看来，这不能怪罪他人。

　　李成英假设，余刚如果在广东挂职后选择离开国务院秘书三局，结果可能就不会如此，但他自己没有选择离开，继续在“羽翼下面生长”。

　　李成英认为，如此下去，余刚是“长不大的”。

　　陈守凡用四个字描述自己的感受——“可叹可惜”，叹息又惋惜。陈守凡从没意料到，余刚自己放松了。

　　“在那个时代，一个农村的孩子，没有任何的背景，能够考上好学校，能够靠自己独立有这么一份工作，多不容易！但一下子就这么垮下来了！实在是可惜啊！” 陈守凡慨叹道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早从去年底开始，这个家庭已经连续被不幸的事情笼罩。去年12月，余刚的亲友获知了其被调查的消息。

　　今年3月，余家小女儿余莉的丈夫被媒体曝出自杀离世。当时，两个人的儿子才8个月。

　　四兄妹中，余莉最小，受哥哥余刚的影响也很深，在益阳市读完中专后就去了北京。

　　余辉并不清楚自己的堂妹具体做什么工作。在她印象中，余莉读了博士，但一直没嫁人，而余莉母亲最担心的就是女儿的终身幸福。

　　2012年，等到34岁的时候，余莉才结婚了，新婚夫妻还特意在益阳老家摆了酒席。在婚礼上，余辉第一次见到了余莉的丈夫，印象不错，觉得这个人很热心，一直“大姐、大姐”地称呼自己。

　　据财新网报道，2014年3月12日下午4时，银河证券位于金融街国企大厦的办公楼内惊现一起血案。

　　财新网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，案件发生在国企大厦17层，该层是北京证券业协会办公楼层。死者是银河证券员工王垣，而他在17层楼梯间被人发现时，鲜血已染红地面。公安机关当即派出多辆警车赴现场调查。

　　银河证券事后对媒体声明确认了这一事实，称3月12日16时左右，公司发现一伤者倒在楼梯间，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报警。急救人员到场采取措施后确认该人已死亡，经证实，死者为银河证券员工。

　　当天晚间，银河证券又补充声明称，经公安机关现场勘查，死者留有遗书，初步认定为自杀。

　　据财新网报道，王垣曾为银河证券监事长俞文修的秘书，目前监事长没有配备秘书。

　　和讯网当天的一篇同题报道和财新网基本上一致，只不过死者的名字写的是“王元”。

　　这也是余辉知道的余莉丈夫的名字。

　　她记得很清楚，2012年余莉和王元结婚时，在婚礼现场她看见了这对新人婚礼告示牌上，新郎的名字写的是“王元”。

　　余辉说，事情发生后，余刚的小叔作为益阳的家属代表去了一趟北京。

　　“明年我一定来看您！”

　　2013年10月的一天，多年没有回家的余刚突然出现在家人的面前。

　　在益阳市，一家人吃了顿饭，见到余刚，大家都很高兴。余辉说，当时余刚没有透露任何工作上的情况，只告诉家人：“我们要团结，家庭和睦，大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”

　　余则运是个老党员，那天在饭桌上，他还如过去一样教育侄子：“你必须要做到两袖清风。”

　　当时家里没有人料到，2个月后，余刚被调查的消息就传来了，这顿饭也成了余家人最后的一顿团圆饭。

　　回忆起当天的情景，余辉没有发现余刚有什么异样，余刚也没有透露任何信息。但家里人事后回想起当时见面的场景，都认为当时余刚肯定知道自己将要出事。而这次回来，也是为了在被调查之前，再和家人团聚一次。这次家庭聚会后，余刚又单独请陈守凡吃了顿饭，两人饭前饭后至少谈了三个小时。

　　陈守凡直接问余刚：“余刚啊，你领导都退休了，你怎么还没换工作啊？”余刚回答道：“我领导还不放我，要听领导的。”

　　陈守凡又问余刚：“你以后想到哪里去？是政府？还是企业？还是去事业单位？”余刚回答：“我想搞慈善事业。”

　　当天，余刚告诉陈守凡，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是很薄弱的，所以他想往这方面发展。“如果他当时跟我透露一点他的问题的话，我就会劝他，你赶快向中央纪委自首。但是他没有透露一点，他还有侥幸心理，而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。”说到这里，陈守凡眼眶红了。

　　在陈守凡心中，余刚依然是自己的学生，在那天吃饭的时候，他也对余刚讲出了自己的希望。他希望余刚能回到学校搞教育，当个书记，或者上课或者搞行政，远离官场。听了陈守凡这番话，余刚笑笑，没回答。

　　吃完饭，余刚送陈守凡上车。临别时，余刚对他说：“老师，我明年一定到大通湖来看您！”这句话，余刚重复了说了两遍。陈守凡很高兴：“那你讲话要算数啊！你一定要来啊！你要是不来，以后就可能看不到我了！”

　　在回北京的路上，余刚又给陈守凡发了条短信。短信再次重复了那个承诺：“明年我一定来看您！”(来源：澎湃新闻网)